8月中旬，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·布莱尔来到中国，参加其自传《道出真我》中文版在上海和北京的首发活动。
　　19日下午，北京三联书店咖啡厅，记者如约坐在布莱尔夫人面前。黑色绣花中式长衣，金色眼影，说话时眼睛会不由自主睁得很圆，直视对方。“我们可以直接交流，这很好。”切丽开门见山。
　　此前，一家北京媒体的采访，开始不到十分钟，就被她中止。直截了当，不喜欢停顿和等待，似乎是切丽·布莱尔的风格。在英国，她屡屡与媒体交恶，不时身陷舆论漩涡，这让她成了最受争议的英国首相夫人。争议不仅来自她对媒体的“不客气”，还因为她的“蓝领”出身，以及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丈夫任内继续工作的首相夫人。
　　不过，对素不相识的中国青年报记者，切丽十分亲和。不仅在19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会上，一口气回答了有关“英国妈妈”的问题，把翻译给忘在了一边；在当天下午的专访中，还乐此不疲地畅谈她的家庭观、职业理想和她与托尼·布莱尔的夫妻之道。那一刻，她的华裔嫂子和女儿凯瑟琳·布莱尔，都静静地坐在她身后。

　　“既然男人无需在工作和家庭间做出选择，那么女人也不必这么做”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看了您的自传，我们试着归纳了一些有关您的关键词，比如“迷人”、“坦率”、“敢做敢当”……哪个词最接近您的“真我”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很难让一个人自己描述“真我”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希望在书中告诉读者的，是一个我所认识的“我”，而不是媒体所认为的那个“我”。这本书在英国刚上架时，让许多批评家很不舒服，因为他们断言我会写一本很政治的书，甚至说说某人的坏话，但我完全没写那些东西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看了您书中各个时期的照片，我们觉得您非常迷人。布莱尔先生就是被这份迷人打动的吧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他如果喜欢我有吸引力，我当然高兴，但我更希望他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人。事实上，我对他的长久吸引力在于，他总是不能确定下一秒我要做什么（大笑起来）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我们民间曾经有句话，说女性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”。在“好丈夫”和“好工作”之间，您怎么选择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我十分确信，如果没有丈夫的理解和支持，没有他替我分担对孩子的照顾，我根本无法很好地工作。是他鼓励并且陪伴我去承受生活中的各种灾难。托尼（托尼·布莱尔——记者注）真的是个好丈夫。
　　他理解，工作是我的需要。他做首相时，工作压力巨大，需要我和他的工作保持距离。那时，我们还面临相当大的经济压力。工作可以让我走出唐宁街10号，干些别的。事实上，我坚持自己的工作，对我们度过唐宁街的艰难时光很有帮助。
　　我认为，既然男人无需在工作和家庭间做出选择，那么女人也不必这么做。我们完全可以尝试“鱼与熊掌兼得”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“强强联合”的婚姻往往不容易美满，但您和布莱尔先生的婚姻却做到了，对吧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重要的不是谁强谁弱，而是夫妻能否协调处理双方的事情，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。布莱尔当首相之前，我们的孩子还小，他也不像之后那么忙，还有长假，他对孩子付出的就更多一些。他当首相后，我理所当然要承担起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责任，因为那时他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国家治理上。
　　很难预料我们之后的生活会不会又有改变。我们近30年的婚姻生活，要说有秘诀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始终积极适应双方生活出现的变化，并做出相应的改变。

　　“希望中国同行可以从我们有关《劳动法》的经验教训中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”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作为律师，为什么您毕业时选择《劳动法》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？当时在英国《劳动法》还属于全新的领域。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部分原因来自我的出身。我的外公是矿工，爷爷是渔夫，他们都是行业工会的积极参与者。我一直就想学一部能和人接触、能帮助普通人的法律，《劳动法》看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在您看来，《劳动法》的核心精神是什么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它的核心精神就在于追求待遇的平等、机会的平等。比如当劳资双方关系出现不平等时，就要进行矫正，力求恢复平等关系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最近，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，很多企业在大量裁员，《劳动法》如何保障劳动者权益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不同于之前的历次危机，它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，因为受波及严重的领域，是男性主导的传统工业制造业，而女性更多在服务业工作。
　　在如今的经济环境下，《劳动法》的意义还不在于帮助工人保住工作，而是要帮他们适应这种改变，设法尽快从失业状态中走出来，找到新工作。《劳动法》在这方面会很有助益，比如帮助工人要求失业补偿金，为他们争取再培训的机会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作为英国的《劳动法》专家，您对中国同行有何建议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2003年，我曾来中国出席英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一个讨论会。我们向中国律师介绍英国《劳动法》的一些结构性问题，和中国律师交流收入平等、性骚扰等相关案例。我们还谈到英国《劳动法》的一些修改问题，告诉中国同行哪些做法行得通，而哪些没有发挥作用。
　　即使到了今天，也不能说英国或者欧洲在《劳动法》的条款或者执行上没有问题了。比如，1970年我们就提出男女应同工同酬，1975年这项法令开始实行，但直到今天，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一点，英国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低17％，这在欧洲已经算是个不错的数据了。所以，立法是一回事，执法又是另一回事。在收入平等这点上，政府应该在增加透明度上再下工夫，因为大多数女性可能并不知道她们得到的少于男性。
　　我希望中国同行可以从我们有关《劳动法》的经验教训中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。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交流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在书中披露，布莱尔先生说“他是社会主义者”。那您呢？您怎么看待社会主义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我很早就加入了英国的工党，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。我和托尼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极为一致的。我们希望能在“平等”方面做得更多。就像托尼1983年在英国下院演讲时所表述的：“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。我这思想不是从教科书里来，也不是从传统中来。我只不过相信，它的最大好处就是，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理性和道德的存在。它代表合作而非对抗，代表友谊而非恐惧。它代表了平等。”我同样信奉这一点。

　　“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能够住进唐宁街10号，这本身就很值得庆祝了”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读您的自传，让我们有时想到简·奥斯丁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。这和您的“蓝领”出身有关吗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英国社会相较于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年代，毫无疑问已经进步相当多了。其实，应该说我很幸运，可以出生在社会流动灵活的年代。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能够住进唐宁街10号，这本身就很值得庆祝了，很多事情真的在发生着改变。
　　当然有些时候，一种身份置换的感觉还是会体现出来。比如当我第一次去巴尔莫勒尔堡（英国女王的避暑行宫—记者注），他们给我配了一名女仆服侍我。这是我从没想到过的。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女孩儿，似乎更应该是一名女仆（笑）。女仆负责帮我打开行李，做所有事情。你要知道，我当时40多岁，而她20来岁，我不希望她对我有更多的了解。所以，我第二次去巴尔莫勒尔堡时，把一些东西留在了家里。就在那一次，我在女王的城堡里怀上了我最小的儿子利奥。

　　“中国青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总在微笑，和我的先生一样，让人感觉很亲切”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听说过“中国妈妈”吗？这个词代表的是那些在子女身上寄予了太多期望的母亲。“英国妈妈”也是这样吗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我当然听说过“中国妈妈”。世界上一个普遍真理就是，所有父母对子女都有很高的期望，希望子女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的母亲对我就有很高的期望，我对子女也是这样。
　　世界上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的，都非常爱自己的孩子。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妈妈，也没有完美的孩子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期待？对儿子的期待和对女儿的会不同吗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当前我们所处时代一个很大的进步就在于，女孩们有着更好的机遇。当然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女性和男性都有相同的机会。文化不同，对男孩儿和女孩儿的期望、要求也不同。我本人有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我的奶奶，我生了两个儿子之后，奶奶去世了，当时我正怀着第三个孩子。我就祷告，希望能生一个女儿来陪陪我，结果真的就是一个女孩儿。
　　所有母亲都希望子女的潜力能最大程度地发挥。我的期望就是让我的孩子和普通人一样，过正常的生活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会希望您的儿子子承父业吗？比如说小儿子利奥。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如果我的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成为政治家，我会非常开心。因为我觉得政治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，它可以服务大众，是一种对社会的回馈。让更多优秀的人从事政治事业非常重要。唐宁街10号经常迎来外宾，所以，我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接触政治，我的大儿子就曾和布什总统讨论过死刑问题，这些讨论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。
　　对于我最小的孩子利奥来说，许多国家的元首都抱过他，亲过他，但那时他还太小，对他来说，他们只是大人。他的哥哥姐姐也许更能体会，从普通人家到首相家庭的变化，而利奥，他觉得所有人都像他那样生活。
　　我的女儿凯瑟琳对我的职业感兴趣，她学的就是法律专业。大儿子尤安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，二儿子尼基在牛津念书。两年前他就参加了一个项目，要在毕业后去贫苦地区教书，如今他很向往能早点去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如何，会有代沟吗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父母和孩子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能互相理解。我和孩子们都很幸运，在成长环境中，都同时得到过来自祖辈和父辈的关爱。对于社会来说，不同年代辈分的家人可以生活在一起，是件非常有好处的事。如果年轻人只和年轻人相处，老年人只和老年人接触，社会的隔阂会越来越深。我知道中国社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。
　　中国青年报：您对中国年轻人的印象如何？
　　切丽·布莱尔：中国青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常友好，总在微笑，和我的先生一样，这让人感觉很亲切。
　　我曾在各种不同场合与中国年轻人，比如大学生、律师等有所接触，尤其是中国的年轻女性，我觉得他们非常聪明，和我在伦敦、纽约、东京见到的年轻人一样有实力。
　　当然我也意识到，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，他们生长在大城市，接受了最好的教育，可能另外一些中国青年没有那么好的条件。最近，我会和我的先生一起去贵阳。我知道那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但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接触一下那里的年轻人。

　　实习生 喻懿洁 本报记者 黄冲
　　来源：《中国青年报》